美国的阴谋论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却并不单纯的脉络。它贯穿了约翰·伯奇协会和梅·布鲁塞尔，延伸至比尔·库珀和亚历克斯·琼斯，又渗入QAnon乃至更远处。这条长河还有其他支流——黑人民族主义者对COINTELPRO的怀疑、福音派的末日神学、民兵运动、UFO亚文化——但所有阴谋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它自下而上发声。阴谋家被描绘成表面现实背后的隐秘操纵者。深层政府、情报机构、美联储、媒体——最恶劣的版本里，还有犹太人——全都凌驾于普通人之上，控制着他们的世界。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将自己视为被权力排斥在外的群体。
数十年来，阴谋论文化通过宣传册、短波电台、录像带、复印通讯、留言板、监狱和学校悄然传播。在白宫简报室里，你通常绝不会看到它的身影。但特朗普政府却将这种“局外人”的话术与执政权威融合在了一起。“深层政府”、“被操纵的系统”和“娈童网络”等词汇从边缘地带登上了演讲台。这制造了一种该传统从未面对过的张力。民粹主义阴谋论文化向来以反抗权力自居。但当反抗者赢得了权力，这个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传统，又将何去何从？
库珀理解这种不稳定性。这位著有《瞧！那匹灰马》的短波电台主播，因在2001年6月预言美国城市即将遭受重大袭击、而奥萨马·本·拉登将被栽赃而被人记住。他的书从未绝版。但人们不常记得的是他对同行主播琼斯的厌恶——这一点至关重要。
库珀在每次《时代时刻》节目开头，都会告诫听众不要相信在节目中听到的任何内容。不要信他，不要信其他短波主播，当然不要信主流媒体，更绝对不要信总统。倾听所有人，阅读一切，但什么都别信，除非你能亲自证实。这就是库珀方法论的核心结构。他将自己定位为研究者，而非先知。在他的世界里，阴谋论思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它既约束讲述者，也约束听众。如果你懒得去做这番功课，你就会像温顺的奴隶一样步入“新世界秩序”。这种方法并未产生可靠的知识。库珀在很多事情上都错了。“自己动手研究”常常让他的听众陷入自我验证的循环，而非可证实的真相。但这种方法包含一个颠覆性的特点：它可以被用来反对他自己。当库珀公开收回他曾推广的外星人文件，称其很可能是政府的虚假信息时，他的听众流失了。
琼斯代表了某种不同的东西，库珀很早就察觉到了。正如马克·雅各布森在库珀传记《灰马骑士》中所述，库珀对琼斯的厌恶超出了职业竞争。他认为琼斯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决裂点发生在1999年新年前夜，当时琼斯实时解说“千年虫”危机，仿佛世界末日正在降临——取款机失灵，地缘政治动荡。这纯粹是肾上腺素刺激。库珀的回应直截了当：琼斯没有做任何研究，也没有寻求任何真相。他是在编造，用恐惧作为娱乐。
在2001年底去世前不到一个月，库珀播出了一期名为“骗子亚历克斯·琼斯”的节目。亚利桑那州警方曾因库珀与邻居发生冲突，试图以严重袭击和危害罪名逮捕他。随后发生了交火，一名副警长头部中弹，库珀也被击毙。当一位当地记者告诉琼斯，库珀多年来一直谈论要“轰轰烈烈地离开”时，琼斯的听众拒绝接受。他的死必须是一个阴谋。在新的姿态下，一切都是阴谋。库珀和琼斯都相信秘密政府和隐藏的控制者。两人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阴谋论主播对其听众负有何种责任。库珀的标准告诫将负担放在了听众肩上。琼斯的姿态则移除了这种负担。
库珀的模式难以扩大规模。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小群坚定而自主学习的听众。库珀“自己动手研究”的号召中存在一种摩擦力，无论其结论在事实上多么错误。而琼斯的姿态则极具扩张性。恐惧能跨越所有媒介进行传播。情绪的强度胜过了事实的核查。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时代的融合——掌权者对权威的怀疑——成为可能。一个哪怕保留着自我审视表象的传统，都很难让一个新的权威免于被怀疑。但琼斯的思维模式只在乎场面。当琼斯模式内部出现怀疑时，它会被重新定义为背叛，而非探究。没有内省，没有对自身信念的审视。但这种融合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化合物。阴谋论者必须是局外人。如果他们的关切出现在总统的演讲中，这个传统就必须分裂。一个版本会迎合权力，划定可被接受的怀疑的边界。另一个版本则会寻找新的“外部”。
坎迪斯·欧文斯正在试探那个边界。她在《每日电讯》工作时，曾宣扬对精英小团体的怀疑，并在坎耶·韦斯特发表反犹言论后为其辩护。这虽有争议，但逻辑一致。自从离职后，她走得更远，将怀疑转向了那些并非她曾经所在联盟外部的人物。她遵循了库珀的逻辑：怀疑引向哪里，就追寻到哪里。无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她代表了右倾阴谋论者最后的阵地之一。库珀的葬礼只有50人参加。他的方法虽有缺陷，却施加了限制，因为验证是缓慢的，而缓慢限制了传播范围。后特朗普时代的版本则没有这种约束。内部的阴谋论者因接近权力而获得奖赏。外部的变体则会通过不断升级的言论，以观众增长作为回报。他们能否彼此相容？这是个问题，而迄今为止的证据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