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田和代曾经每周工作七天——工作日从早9点到午夜，周末从早9点到下午5点。
有一次，客户在凌晨两点打电话到公司。第二天，老板竟质问她当时为何不在岗。
“我需要睡觉啊，”她回忆当时的想法。
那是1990年代，北田在日本一家IT公司工作，她最终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她告诉SBS新闻，当时她正为一个难缠的客户做一个艰难的项目，投入了漫长的时间。
自从16年前移居澳大利亚，她观察到这里的职场文化更注重个人而非公司。
“如果有人生病，项目当然会延迟，”她说，将澳大利亚职场相对灵活的环境与她过去经历中雷打不动的项目截止日期进行对比。
“二十年前的日本，如果家庭旅行的第一天出了状况，你必须回公司，对吧？”
这种期望在日本并不罕见。日本长期受困于以超长工时和不堪重负的工作量为标志的、恶名昭彰的严苛工作文化，导致大量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
“过劳死”在日本如此常见，以至于有了专属名称：karoshi（过劳死）。
但与许多国家一样，过去十年日本人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新冠疫情以来尤为明显。
去年10月，随着新首相上任，这个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位新首相的个人工作态度在国内外都引发了争议。
一位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领导人尽管过去几十年的极端工作文化已逐渐式微，但过度工作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
正因如此，当日本新领导人、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个人承诺放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誓言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并鼓励其党派成员效仿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去年11月，她再次登上国际新闻头条，因为她凌晨3点召集助手开会，并声称自己每晚只睡两到四个小时。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她正在树立一种许多日本人正努力摆脱的工作伦理。
日本过劳死受害者全国辩护律师团表示，她的言论“可能迫使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劳动者过度工作、长时间劳动，并可能复活一种过时的思维模式”。
这也招致了工会和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
前首相、主要反对党领袖野田佳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凌晨3点的会议“疯狂”。
他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展现出这种态度非常可悲。”
高市早苗的“工作、工作、工作”言论被出版社自由国民社评为日本“2025年度流行语”，并引发了过劳死受害者家属更强烈的反对。
在颁奖典礼上，高市强调，她并非意在暗示长时间工作是美德，也不是要鼓励公众这样做。
尽管如此，东京一桥大学人力资源学教授大野弘告诉SBS新闻，首相最初传递的信息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他说：“那正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如果那不是高市早苗，而是一家私营公司，他们会被列入黑名单。”
在日本，“黑心企业”指的是以剥削性劳动实践和过度加班闻名的雇主。自2017年以来，政府会公布违反劳动法的公司名单。
高市还考虑放宽日本目前每月上限45小时的加班限制，因为雇主们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萎缩的问题。
大野教授指出，这项加班上限是2019年通过的工作方式改革的一部分，旨在“纠正这种过度工作、过劳死的工作文化”。
高市早苗支持率居高不下尽管其关于工作的言论充满争议，高市早苗却获得了异常高的支持率——在一些民调中超过70%——并且在年轻选民中支持度非常强劲。
根据《产经新闻》和富士新闻网的联合民调，去年12月，她在18至29岁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92%，在30至39岁选民中支持率为83%。
去年一项针对100名20至49岁日本在职女性的小规模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对高市关于工作的言论持正面看法，许多人视其为她个人决心的宣言。
另一项由主妇JOB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促进女性参与劳动力方面对新政府抱有“很高期望”。
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正在抚养孩子的人，似乎对首位女首相的上任将带来工作条件的改善抱有很高期望。
吉田凉子是一位38岁的日本汽车行业从业者。
她告诉SBS新闻，虽然日本正在逐渐摆脱“工作、工作、工作”的心态，但她猜测高市作为首位担任此职的女性，感到有必要积极宣扬自己的工作伦理。
但吉田并不认为首相的言辞是在号召劳动人口效仿。
她说：“这仍然是一个女性相当受轻视的社会。”
“你可以看到她作为首相是多么有干劲。我认为这对年轻人起了作用。”
本月，在前任辞职后接任首相的高市早苗宣布将于2月8日提前举行大选。她告诉记者，她希望“人民直接决定是否可以将国家管理托付给我”。
扭转根深蒂固的文化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快速的经济重建巩固了一种工作至上的文化，这种文化优先考虑产出、耐力和对公司的忠诚。
“你的工作时间没有上限。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有人工作到死，”大野教授说。
自第一例有记录的过劳死案件发生五十多年以来，根据政府数据，日本每年记录数千起与过度工作相关的死亡和疾病赔偿申请，包括涉及中风、心脏病、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的案例。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过去十年，与心脏或脑衰竭相关的过劳死认定病例有所下降，但2024年申请心理健康相关赔偿的人数创下纪录。
除了生活成本压力、工资停滞和固化的性别角色，日本紧张的工作文化被广泛指责为导致年轻人难以组建家庭的原因，加剧了该国长期低迷的出生率。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东京都政府于4月推出弹性工作制，允许员工选择每周工作四天，同时在四周内保持总工时不变。
政府数据显示，全职员工的工作时间在2019年（即工作改革立法之年）大幅下降，而带薪休假的利用率开始上升。
大野教授说：“2019年的工作方式改革法案似乎对改善日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全职员工根据服务年限，法定最低享有10至20天的年假。2019年的改革规定，雇主必须确保员工每年至少休5天带薪假。
代际转变五十多岁的大野教授说，他这一代人“从不质疑”，在工作中安于现状。
“代际鸿沟绝对存在，”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绝对重视个人时间，他们非常反对这种长时间工作的文化。”
同样，现年57岁、在SBS日语部担任制片人的北田和代表示，日本的年轻人有勇气“比我那个时代更敢于发声”。
回顾过去的工作方式，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是疯了”。
“但在那个时候，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那样工作。”
从事供应链管理的千禧一代吉田凉子说，她的工作时间相当灵活，很少需要加班。
她认为年轻一代更广泛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优先考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她说：“我认为年轻人不怕向老板直言，也不介意因此被评判。”
本报道与SBS日语部合作完成，小野道桂提供补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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